原文指出,波切蒂诺在曼联的职责重点应是带队争取成绩、提升球员,而非独自修复整家俱乐部。若要让曼联本赛季及下赛季有更好的结局,俱乐部需要从上至下改变文化。
作者认为,推动这种全面变革并非主教练的职责。波切蒂诺过去三份工作的平均任期为18个月;他的强势、事无巨细的管理方式是否适合曼联,也仍有疑问。原文同时提醒,弗格森爵士来自不同的时代,他的管理方式未必适用于今天。
在球队层面,波切蒂诺可以争取提振球迷和球员士气、帮助球员进步,并推动曼联短期内改善英超排名。原文称,曼联距离欧冠席位还有8分,联赛尚有28场;在欧洲赛场,球队当时似乎正朝欧冠淘汰赛附加赛迈进,仍保有晋级希望。
不过,作者强调,俱乐部层面的修复应从最高管理层开始,包括复盘过往决策、分析成败原因、总结教训,并厘清责任归属。原文认为,长期成功的俱乐部通常拥有不依赖主教练的企业与体育文化,因此教练离任不至于造成全局性动荡;曼联长期以来却不擅长这类审视与复盘。
文章以格雷泽家族、拉特克利夫及英力士团队为例,质疑曼联管理层的决策和问责机制。原文提到,阿夫拉姆-格雷泽曾向投资者表示,俱乐部的商业影响力和全球品牌不依赖体育成绩;作者则以曼联过去七个赛季亏损、期间只赢得两项国内杯赛,以及顶级足球俱乐部至少三分之一收入来自奖金等信息,认为这种说法不合时宜。
关于拉特克利夫,原文称,他以16.5亿美元收购曼联28.9%的股份并接管足球运营后,俱乐部在99场英超比赛中取得35场胜利,并已更换第四任主教练。文章还称,拉特克利夫花费俱乐部超过3500万美元支付被解雇教练和体育总监的遣散费;若非阿莫林在被解雇几个月后得到AC米兰的工作,相关金额将接近5000万美元。被解雇者包括体育总监丹尼尔-阿什沃思,他在任五个月后被拉特克利夫解雇。
原文也质疑曼联聘用奥马尔-贝拉达担任首席执行官的决定。文章称,贝拉达此前在曼城工作13年,曾担任首席运营官、商务总监和合作销售总监;曼城当时正因多项指控接受英超调查,后来于9月被判有罪,并对判决提出上诉。作者据此提出疑问:拉特克利夫是否考虑过贝拉达可能卷入相关案件,以及这样的人事安排是否值得冒险。
对体育总监贾森-威尔科克斯,原文指出,他曾在曼城青训营执教,2023年1月加入南安普顿,球队六个月后降级;他在再过15个月后离开南安普顿,加入曼联。文章认为,围绕曼联转会工作的批评有其依据,但评估责任时也应逐笔审查交易,因为多数俱乐部的引援决策并非由单一招聘人员独自作出。
作者建议,曼联应逐项审视威尔科克斯的工作,例如球员引进在多大程度上受教练偏好影响、为何错过某些目标,以及是否有机会谈到更好的交易。原文称,威尔科克斯很少公开发言,因此外界难以判断他对转会成败承担多少责任;俱乐部内部则应查明其实际职责并据此进行评估。
文章还将绩效总监萨姆-埃里思和首席球探凯尔-麦考利列入审视范围。原文提到,外界可以关注埃里思任内的身体数据和伤病名单,以及麦考利任内的引援表现,但两人也各有过往履历:埃里思曾在曼城工作十年,并在纽约尼克斯和纽约游骑兵队工作数年;麦考利在布莱顿的工作声誉良好。作者提出,曼联需要弄清他们是否获得充分授权、在不理想的决策中承担了多少责任,以及俱乐部能否为他们创造更有利的工作条件。
原文把“问责制”视为关键,并指出,若拉特克利夫聘用贝拉达、贝拉达又引进了相关人员,那么这些人能否客观评估彼此仍是问题;若管理层无法落实问责,最终需要处理这一问题的将是格雷泽家族。作者因此认为,没有问责机制,波切蒂诺能做的事情会十分有限。
在主教练与俱乐部管理的关系上,原文表示,曼联的宣传将波切蒂诺描绘成弗格森式的全权掌控者,但波切蒂诺在托特纳姆热刺早期取得的最佳成绩,发生在俱乐部老板丹尼尔-列维强势参与、并每天与他面对面沟通的时期。文章还指出,他离开切尔西和巴黎圣日耳曼后,两家俱乐部的表现都更好。
文章最后强调,曼联需要建立重视问责、责任承担和相应沟通的文化。波切蒂诺能够影响一线队,却无法独自改变整个俱乐部;他的到来只是一个开端,真正的改革仍需掌权者推动,否则他可能成为高薪替罪羊,并在赛季中期离开。